红山文化在20世纪30年代发现于内蒙古的赤峰，不过真正引起轰动则是1984年在辽西建平县牛河梁遗址得以发掘之后，用于祭祀的庙宇、规模庞大的积石冢群、金字塔式大型夯土建筑的发现以及泥塑神像、大批祭祀用陶器和成组的精美的玉器的出土让人叹为观止。已故考古学界的泰斗—北京大学的苏秉琦先生更是认定中国文明发生时红山文化较其他文化先走一步，为“文明的曙光”。

出土于积石冢中的成组玉器中，最抢眼的莫过于一种被发现者称为“猪龙”的环状玉器，因其首部似猪，故名之。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孙守道先生因此率先在84年的一期《文物》杂志上提出了“龙起源于猪”的说法，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龙起源问题的“猪龙说”，附合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不管“猪龙说”在学术上能否站住脚，但玉猪龙的发现使猪在史前宗教中的意义首次引起了众人的瞩目。据有关专家考证，中国上古神话系统中猪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神。如《庄子•大宗师》中在列举古代神帝时说：“豨韦氏得之，以挚天地。”挚，成也。豨韦何人？猪也。老猪豨韦竟在伏羲之前成为造天造地的造物之主，可见神格之高。香港东方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曾撰文将豨韦与红山的玉猪龙联系起来。说“豨韦”之“韦”同围，本作囗，红山玉猪龙周身回旋，正是对韦字的形象描述，暗示玉猪龙正是豨韦大神。饶先生的论述将红山玉器的研究纳入到上古神话的研究视野之中，更是让人明确意识到猪在古神话中的高贵与神奇。

猪的神奇不仅仅表现在玉器上，让人称奇的是，一座与牛河梁女神庙遥遥相对的山峰竟酷似猪首，这座山峰在当地的名字就叫“猪山”，是出于人工修整还是天地造化，专家们也难以说清。考古人员还在与辽宁毗邻的内蒙古境内发现一处距今大约四千多年的中心性祭祀遗址，位于山顶，有2米高的石砌围墙，围墙内有200多个圆形石砌祭坛，西南侧是一座高约五米的巨形猪首石像。2003年，老猪在当年的考古发现中又中了彩，内蒙古敖汉旗的兴龙洼遗址中发现了石头和陶片摆塑的龙，龙首竟然是一个野猪的头骨。

水涨船高，伴随着猪年的来临，老猪的人气更是空前高涨，一些猪迷们在网上疯炒“我们都是猪的传人”。我替那些属猪的网民们感到骄傲，也为老猪终于能够在今日正本清源而感到高兴，只是心中还有一个疑问：老猪到底是如何——或者说是靠什么本事来玉成天地的。

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在我的心中萦绕了很久。不过，不久前在端详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出土的赵宝沟文化的一幅陶器刻绘图画的时候，我仿佛寻到了些许端倪。赵宝沟文化与红山文化地界相邻，时代相当，有很多文化因子交流。图画呈带状刻绘于陶尊的肩腹，上有三个动物，中间为一獠牙突出的野猪，猪的前方是一长喙弯勾的鸟，后方是在奔跑之中的鹿，整个画面飞旋舞动，宛在灵界。在野猪与大鸟之间还有一蚌状物，双壳大张，野猪正奋力向蚌中吹气。我恍然大悟，这不正是一幅活生生的豨韦“挚天地”的画面吗？蚌壳状物乃是喻天喻地，豨韦老猪以气息将天地奋力分开，大鸟在天空中欢跃，野鹿在大地上飞奔，而鸟与鹿在中国的原始宗教中一直都是人神间、天地间交通的使者。由此可见，老猪造天造地不是靠什么奇异的大能，仅仅是口鼻中的气息。这也并不让人难以理解，世界各地都有神用气息予人生命或是予天地间生命的神话，气息在宗教观念中一直都是生命的象征。

继续搜寻有关资料，发现猪代表气息的风俗也同样见于国外的人类学资料。法国人类学家丹尼尔•德•考贝特（Danniel de Coppet）在《土地属于人》一文中提到了美拉尼西亚土著的一种风俗，婴儿生下，其母亲要把胞衣埋在树林中。奇怪的是，土著人在森林中埋葬死者的时候，要想方设法阻止野猪拱开坟墓吃掉尸体，而埋葬胞衣则没有任何防范措施，那是因为人们有意让野猪找到并吃掉它。因此，埋在土里的胞衣还被叫作“普那维拉”，意思是“孩子的猪”。在土著人看来，胞衣作为“孩子的猪”显示了两个基本因素：“身体”和“呼吸”，前者是胞衣本身，而猪则代表了后者，即呼吸。猪吃掉了胞衣乃是象征着给予胞衣以“气息”，从而保证新生儿的生命力，并使新生儿能够顺利进入土著人观念中的生命循环之中。这个风俗中，猪被当作“气息”（呼吸）的象征是胞衣埋葬仪式中的关键情节。为什么猪被当作了呼吸的象征，考贝特先生并没有解释，也许他自己也迷惑，并不知道如何作解。我想，要是他读了《庄子•大宗师》或是看到了赵宝沟的陶器上的豨韦开辟天地的绘画，就一定知道如何解释了。

原来猪之为神，气息使然。这又让我想起了中国史籍中高句丽始祖东明王朱蒙的有关记载。据《后汉书•东夷列传》：“初，北夷索离国王出行，其侍儿于后妊身。王还，欲杀之。侍儿曰：‘前见天上有气，大如鸡子，来降我，因以有身。’王囚之，后遂生男。王令置于豕牢，豕以口气嘘之，不死。复徙于马兰，马亦如之。王以为神，乃听母收养，名曰东明。”

这里的北夷是指当时东北的夫余民族。后人在读到这段历史时，只是简单地认为猪、马对东明王都不加以伤害，才让索离王“信以为神”。这种想法倒也无甚大错，只是忽略了一个十分关键的情节，即“豕以口气嘘之”。根据以上所述，我相信与红山和赵宝沟地域同处东北的夫余以及高句丽等古代民族中极有可能也存在着“猪代表着生命的气息”这样的观念。正因为猪、马以口气嘘之，才显示了东明王有着不同于他人的生命力，因此索离王才“信以为神”。换个角度说，这种传说记叙本身也体现了最初叙述者对东明王的一种宗教式的赞美和神化。

在古籍中，只有《后汉书》在记录东明王出生之事时提到了“猪马嘘之”的情节，后来的《魏略》、《魏书》、《北史》、《隋书》等典籍中关于对东明王出生的叙述与《后汉书》大抵相同，只是没有了“以口气嘘之”的情节。比如《魏书》是这样写的：

　　高句丽者，出自夫余。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为夫余王囚于室内，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余王弃之与犬，犬不食。弃之于路，牛马避之；弃之于野，众鸟以毛茹之。夫余王解剖之，不能破，遂还其母。其母以物裏之，置于暖处，有一男，破壳而出。及其长也，字之曰朱蒙。

显然，后来的史家都没有理解豕马“以气嘘之”的真正涵义，只是把它理解为动物们因其神异而不加害于他，于是就在记述中删去了本来应该是最为重要最能说明东明王神奇的情节。

动物的“嘘气成风”现象在中国原始宗教信仰中并非猪的专利。在美国华人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看来，一些动物是古代巫师同神界沟通时的助手。在论及商周青铜器上的“猛兽食人”形象时他极有见的地指出，猛兽张口并不是真地要吃人，而是要嘘气成风，帮助巫师与天上的神沟通。

与猪有关的的原始宗教观念并不仅仅见于东北地区的考古发现。山东大汶口曾出土有猪彝，老猪仰首向天，嘴巴大张，体现了欲呼风唤雨的气概。浙江河姆渡曾出土一件猪纹陶钵，猪的腹中画有双重的圆圈，或许意味着气息环绕，或许意味着腹中自有乾坤，与红山玉猪龙周身环状有异曲同工之妙。另外，黄河流域和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均广泛流行着以猪头——尤其是以猪下颌骨作随葬品的风俗。有关学者在论述猪在史前宗教中的意义时往往强调猪的大肚子及其旺盛的生殖力而与生殖崇拜学说挂钩，在我看来，这种说法仅仅是无根的猜测，猪头或猪下颌随葬风俗在中国如此广阔区域中的流行说明猪的神奇并不在于它的大肚子而在于它的长嘴巴。红山玉猪龙忽略了猪的其他特征，独对其长吻着意刻画；牛河梁“女神庙”中还曾发现彩绘猪下颌陶塑，都说明了这一点。用猪首或下颌随葬，意味着猪的长嘴巴会给死去的人带来生命的气息，进而促使死者进入生死循环的链条之中——猪嘴在与死亡有关的再生仪式中起到了一个不可替代的作用。

即将写就这篇小文的时候，正是07年的除夕，狗年与猪年的临界。此时此刻，我能为有以上的发现而感到兴奋。巧合的是，牛河梁“女神庙”遗址发现于1983年，正是农历的猪年，至今已是两个子丑轮回了，不觉感慨万端。还有半个小时就是子夜了，电视上中央台春节联欢晚会正开得热闹，外面的鞭炮声震耳欲聋，我从电脑桌旁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火药的香味和着猪年的气息顿时扑面而来。

                           
07年除夕于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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