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我和王海根就用我从工地带回来的那个电锅做饭。王海根说，田野部确实比别的部要实惠一些，他一毕业也在田野部。但今年春天他处上了个对象，所以就以风湿病为借口调到民间文物征集部。到了处对象的年纪，不这样也没办法，去年别人给他介绍了有一打对象，一听说是做考古的，一年到头在城里也呆不了几天，便都摇起了头。如此之举也是他不得已为之的援兵之计，等姑娘跟他铁了心，他再找领导回田野部。
我把工地上的帐本收据全抱到了馆长那儿，等他审阅签字。馆长也是老北大毕业的，据说是鞠公的上下届同学。馆里的大事小情全他一人做主。他并没有看得太仔细，只是随手翻了翻，便在每一本帐的封页上签上他的名字。一边签，一边似乎漫不经心地说：“怎么样，刚参加工作还习惯吧，田野工作辛苦，但也比较锻炼人，我也干了三十多年田野。考古点上的帐比较乱，馆里也不好控制，所以全靠大家自觉。庙村的帐由你管，你得替公家多费点心，负点责。公家就是公家的，自己就是自己的，公家的一分钱也不应该占。“说完最后一句话，他抬起头看看我，眼神有些游离不定。
签完字，我到财会部去核销。不知怎么，馆长的一番话让我感到有些不自在，也有些莫明其妙。

我把我的感觉跟王海根说了。他说，这里肯定有什么问题，但到底怎么回事，他也说不清。不过有一件事，我得跟你提个醒，馆长这人可得罪不起，你要是得罪了他，也就没什么好日子过了。高大伟得罪过他，可人家有老爸在后面撑着，像我们这样外地来的大学生，没根没底的，就得老老实实才好。然后，王海根又跟我举了个例子：“开‘佐川急便’的小李子你不都认识了吗？你以为他是正儿八经的司机吗？错！他是南开博物馆学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呢。”
“怎么是这样？那他怎么放着专业不干去开什么卡车？”我简直有些摸不着头脑。
“事情得从馆长那说起。”王海根沉吟了一会儿，似乎在想该不该跟我说，但他还是说了，“馆长老俩口只有一个孩子，是个女儿，在厅里办公室分发报纸信件。也许是因为馆长精明得过了头的缘故，女儿的智商却好象有些问题，据说小学五年的算数题她都做不出来。厅里开始想让她当打字员，就让她专门学习了三个月，可回来后半天也打不出一个字，最后只能让她管信件。就这么个女儿，馆长却一心要替她做主找个有学历的女婿。小李前年刚分到馆里，馆长就看上他了，便托人介绍。小李错就错在他不该稀里糊涂和人家处了一段时间才黄。要么你一开始就谢绝，要么你就别回头一直跟她好下去，给馆长当驸马。绝对没有第三条路，可人家小李偏偏就走了第三条路，和女儿处了三个月之后又提出分手，这不等于往馆长脸上掴耳光吗？小李家是本城人，可父母都是铁路西区工人村里的工人，父亲是工厂开吊车的，母亲是翻砂车间的翻砂工人，可以说，家里没有任何背景。馆长觉得自己能看上小李这是在抬举他呢，可没想到就他们家的那个条件还有资格主动甩了他女儿。到了第二年年初，馆内进行机构改革，实行上岗聘用制，结果馆里的人员都齐刷刷地找到了地方，只剩小李一人没有任何部门肯聘用他。小李书生气重，白念了一肚子书，竟看不透这里的门道。据说小李的父母在春节时专门到馆长家串了门，馆长才出面说服了办公室主任把小李聘到了办公室。但办公室里已没有多余位置，正好有一辆日本人赠送的卡车还没人开，主任就送他去驾驶学校学习了几个月，回来后便成了馆里的专职司机。大家都明白这中间是怎么回事，可小李却并没有什么抱怨，似乎还对这份工作感到很知足。
王海根跟我说这话时是在夜里，黑暗中我看不清他的表情。我想，他的表情一定很复杂。
“我明白了，海根”我说，“馆长是想给自己找个女婿然后当儿子来培养。”
“我就没有小李那么死心眼。我去年一来，就有人给我介绍那个女儿，我是一口回绝了，所以就没惹出麻烦来，但你还不能说你没有女朋友，你要是说没有就一口回绝，那就又有些伤面子了。所以我就推说自己在江西乡下的老家已经有了个女朋友了。那个介绍的人便自然没有话说。等我后来又有了女朋友，别人问起，我就说那个黄了。“我好象有种预感”，王海根把头转向了我这边，因为我听到了黑暗中他枕头发出了沙沙的声音，“有一天也会有人把馆长女儿介绍到你头上的，你可要有心理准备。”

王海根的预感果然变成了现实。
有一天傍晚下班时，老鞠要我到他家里吃饭，我不假思索就去了。吃完了饭，鞠夫人给我俩倒茶，老鞠端起茶杯，吹了吹试着要喝，觉的有些烫，就放了下来，对我说：“年轻人，你自己一个人在省城生活实在是不方便，馆里连个食堂也没有，你也不小了，该找女朋友啦！”
这时我想起了王海根的话，心里就警觉起来。“我想给你介绍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条件也不错，结了婚住房有保证。”
我知道往下我该怎么说了，王海根教过我的。我应该说我已有女朋友了，这样就能把事情化解。但老鞠又没说出是谁，万一我自己神经过敏，而老鞠所提的是别人呢？
于是我笑而不答，其实是在等老鞠的下文。
老鞠接着说：“她就在厅里工作，是办公室的文秘，文凭不高，但人品、长相都没的比。”
我还在作微笑状，老鞠就有点摸不准我，问：“怎么，你笑什么？”
我说：“鞠老师，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怎么没听你提过？”
“是老家农村的，就没好意思说。”
“你这小子，还把鞠老师当外人。怎么你和王海根都找了农村的，以后户口也是问题。”老鞠有点疑惑的样子。
我还是笑而不答。我不是故意要这么做，而是心里有些发毛，不知怎么说才好。
算了算了，老鞠端起自己的茶杯，又对我说，喝茶喝茶，这事就当我没说过好了。
我回头就把这事跟王海根说了，王海根说，你做的对，就得这么做，把敌人消灭在摇篮里。但他又说，你怎么编得和我一样啊？你就不会变一变，说你女朋友在大学还没毕业吗？我说，事情发生得突然，脑袋一下子没转过弯来。
不过，我还是长长地舒了口气，事情终于过去了。我说：“司机没当成。”
王海根说：“小李好赖还有个‘佐川急便’，等轮到你恐怕连马车都没有了。”

转眼间已近岁尾，馆里开始开会总结全年的工作。看来田野部果然是博物馆中一个举足轻重的部门，馆里专门拿出一天听各考古工地的成果汇报。庙村遗址排在了最后，等老鞠把庙村的情况简要汇报完毕，馆长便开始总结田野部全年的考古发掘成果。最后，馆长的口气一下子变得严厉起来，说：“成果归成果，问题归问题。对于成果我向来予以肯定，但对于缺点和问题我从来都是发现一例指出一例。各考古工地的财务管理仍然存在着一些漏洞，不要以为这是老生常谈，财务工作做不好，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发掘工作、研究工作，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已经够多了，我想没有必要再给大家一一举例。我只想说一件事，有个别的年轻的同志参加工作不久就学会了投机取巧，竟用公款为自己买电饭锅，还用虚开的发票充帐。对于这起违法事件，我们必须认真调查，并给予严肃的处理。”
我看到了大家用目光在互相探询着，这时，有几个人已经把目光投在我身上了，然后几乎全馆的人都尾随着那几个人把目光的焦点全都集中在我的脸上。我只觉的有许多针刺在身上，额头又渗出了豆大的汗珠，我知道我的脸色要么是紫红，要么就是惨白，因为我已分不出觉得热还是觉得冷。我紧紧地盯着坐在前排的老鞠，只能看见他的后背，他正低着头翻着手里的本子，好像馆长的话跟他毫无关系。馆长刚一宣布散会，我飞也似地跑出会议室，从寝室拿出了那个破电锅，又返回前院。当着那些正陆续走出的人的面，把电锅举过头顶，用尽全身的力气把它摔到了水泥台阶上。

至此以后，我跟老鞠再也没说过一句话。直到十年之后，也就是不久之前，我在一个东三省文物考古研讨会上见到他时才同他打了个招呼。而此刻，他早就退休了，呆在家里。而我却早已改了行，这时已成为东北最大一家文物拍卖行的总经理了。这次会议之所以我能够列席参加，那是因为我是这次会议的赞助商。老鞠已经老了，满头白发，他见我主动跟他打了招呼，有些喜出望外。于是把我拉在一边，说：“有几名话憋在我心里已经有十多年了，一直把我折磨得很难受。今天我是不吐不快了，希望你能耐心地听我解释。”
都这时候还提那事，我觉得很好笑，但我又真想听听他怎么说。就像多年以前那次在他家里吃饭时那样，我有意作笑而不答状，算是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
他说，那次你一定是误会了，你一定是认为我在馆长那儿把你出卖了对不对？其实不是你想的那样，要是我真想出卖你又何必在庙村那么关照你呢？请相信，我的人品还没那么坏。你刚分到馆里，馆长就把你交给我带，还曾专门叮嘱过我，在生活上要多照顾照顾你。回到馆里，我是把电锅那事当作落实领导批示的功绩给汇报了，谁想到馆长竟能把这么个在考古点上司空见惯的事上纲上限给当作大事拿到了大会上。从那以后，你没理过我，而我也很少理过馆长，尽管他是我的大学同学。
看着老鞠那么认真地解释着往事，我这回真地笑了，因为我听到了我的笑声。我说，鞠老师，你不用再说了，在博物馆时候的那些事我真地都记不起来了，还提它干什么？

电锅摔了的那天晚上，大师兄来到了我的寝室。
“你上班的头一天我跟你说过什么，你还记不记得？”大师兄劈头盖脸地问我，“你要是忘了，我告诉你，那就是谨慎做事，凡事三思后行。你今天的事情做的太冲动了。其实，不就是个电锅嘛，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他馆长嘴大，在台上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私下里抽空到馆长家里串个门，向他认个错，事儿不就解了吗？可现在，事儿全让你搞砸了，你以为你是在砸电锅呢，你是在砸他馆长的面子哪！现在，你说怎么办才好？”
王海根也跟着责备我：“北方人，就是爱冲动！”
我说：“大不了和小李一样去当司机。”
高大伟用手点着我的额头，说：“你小子怎么这么不开窍？小李点子正，还有辆卡车开。等轮到你，怕是啥都没有了。”
我看大师兄生气了，口气就软了下来。“那我怎么办？”我垂头丧气地问他。
“没别的法子，就一个，找机会给馆长认错，或许还有救。硬着头皮你也得去！”说完，大师兄就走了。

大师兄这番话，搞得我更加坐立不安，我有些急火攻心，第二天晚上开始发烧，一连烧了五天。
这五天里的其中一天是发工资的日子，王海根替我领了工资。本来应该是160元却只剩下了70元。王海根说，我问过财会了，说你摔坏了公家的电饭锅，需要赔偿。我说，早知道就扣点钱我上那么大火干什么？王海根说，好像还不仅仅是扣钱。劝你一句，你还是听了吧。像你师兄说的那样，赶快向馆长认错。这几天馆里的人都在议论你的事，说什么的都有。有人到打字室，看到打字员的桌子有一份馆里向厅里打的报告，是关于给你行政记过处分的。
五天过去了，我的烧也退了。我本来想烧一退就找馆长，像大师兄和王海根说的那样去给馆长认个错，请求从轻发落。但我一想到要去馆长室，我的心里就现出了一些怯意。这样，我就把事情又想往后拖一天。结果就在这天晚上，我又惹祸了。
我把连长给打了。
下午下班时，我们单身的三个屋的屋门上都贴上了一张纸，我比王海根先回来，揭下来一看，原来是保卫科的通知。大意是说冬季比较干燥，容易引发火灾，为了保证文物重地的安全，馆内严禁私自用电，违者严肃处理。等王海根回来，我说，电锅摔了，电炉子也禁了，看来我俩只能停伙了。王海根说，这是那个连长干的事。不用理他，疯狗！
王海根依旧拖出了电炉子，这边指挥着我洗菜，他这边开始先做起饭来。这时我看见邻屋也拖出了他们的电炉子。
王海根做好了饭，我拿起马勺该做菜了，自从住进这里之后，王海根和我就一直这么分工。我刚把锅烧热，菜还没有下锅，就看到连长晃晃悠悠地进了走廊。我有些不知所措，就喊王海根。王海根还没等走出来，就见他一脚踹翻了马勺，扯着电线把电源插头给拽了下来，然后提出仍是红通通的炉子，一下子就给摔得粉碎。红色的火星在我的脚下绽开。
然后他又向邻屋的那个炉子走去，王海根这时已出了屋，一把拽住他的手，说：“赵大哥，有话好说，先到屋里坐一会儿。”
我先进了屋，坐在了我的书桌旁。看到连长怒气冲冲地被王海根推搡进屋，我想起了几天前我用尽全力摔电饭锅的情景，想起了我那扣发的90元钱，想起老鞠说大师兄被这个人戴上绿帽子的那些事，想起了馆长这几日让我吃尽的耻辱，我只觉得血往上涌，我的脑子像是被一种飞机的轰鸣声所充满，于是顺手操起了在我书桌上的地球仪，猛地砸在了连长的头上。
我的地球仪不是街面上流行的带着五颜六色的上漆的那种，而是用铜皮做成的，除了金黄没有一点颜色，上面的文字和图案都是浮雕而成的。所以当我挥起那在日光灯下金光灿灿的地球仪时，“连长”肯定把它当成杨家将里岳云使用的那种铜锤了。因为我听到铜锤落在他脑袋上响声是空空洞洞的，显然这并不会给他造成真正的打击和伤害，但我却看见他两腿一软全身就要倒下去了，眼神也显出某种迷离。我知道他当时肯定以为自己死了或是应该昏倒了，但在瘫倒向下的一刹那他又马上意识到自己好像并没什么大碍，于是手把着门框一下子就直起身来要扑向我。王海根在他身后一下子抱住了他，大喊：“别打了，快别打了”。结果他这一抱就又给了我机会，我于是又挥起了地球仪，向他的脑壳又狠狠地来了那么一下。结果这第二下把“连长”打清醒了，他一下子挣脱了王海根，猛地转身向外跑去，一边跑一边杀猪般地嚎叫：“杀人啦！杀人啦！”
我向楼门口追去，这时王海根以及邻屋的两个人，甚至包括对门的女孩都一起拥过来，死死地拉住了我。我的铜锤也不知被谁的手夺下，扔在了走廊里。

十分钟后，我正沉浸在打人后的快乐和惶恐不安中，小区派出所来了两个警察，不由分说地带走了我和王海根。
我和王海根的双手全被他们给铐到了墙边的暖气管子上。那个年纪大一些的警察把屋里的两把椅子推给了我和王海根，自己坐在桌子上，开始审讯我们。
“先说一说杀人动机。”他厉声说道。然后转身向隔壁喊：“小张，过来记录一下。”
我说：“我没有杀人。”又指着王海根说，“他是拉架的，怎么把他也抓来了？”
警察眼睛一瞪，嗓门大了起来：“编，再编！抱着科长让你下毒手这叫拉架，拉你妈妈个驾！用锤子砸脑袋不叫杀人叫什么？”
这时，我心里猛地一沉，莫非连长有什么意外，但我知道那“铜锤”的分量，心想不会有什么事。于是壮着胆子问：“赵科长呢？他有事吗？”
“你先回答问题，杀人动机？”他说，“现在是我审问你，轮不着你问我？”
我从他口气中听出来了，“连长”肯定没事，顶多脑壳上鼓个包。我说：“我没有杀人，我用来打赵科长的也不是铜锤子，是个地球仪。我们只是内部职工吵架而已。”
这时，那个年轻点的警察进了屋，手里正提着地球仪。他对年纪大的警察说：“所长，凶器找到了，真是地球仪。”
那个所长拿过地球仪，用手一拨，球体便不紧不慢地转了起来。然后，他又拿起地球仪朝自己的脑袋敲了一下，觉的太轻，就又敲了一次。
所长一甩手把地球仪扔到了小李的手里，开始骂起人来，不过骂的不是我们。“什么他妈的杀人案！那个赵科长纯粹是个王八犊子，尽给咱们添麻烦。原以为赶上侦破个大案立个三等功，却是这么个鸡毛蒜皮的事。小张，你改天告诉那个赵科长，以后他没被打死就别报案。”说完，自己也发现这句话说的有毛病，于是没绷住脸，一下子乐了。
所长掏出钥匙，给我俩开了锁。我以为要放我们走，说：“麻烦你们了！”
所长问：“带钱了没有？”我掏出了工资袋，说：“七十，够吗？”
这时，我看见那个姓张的警察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包麻将，哗地倒在了桌子上。所长一看我俩的神态，说：“怎么要走？谁说放你们走的，没杀人只能算是没犯刑事案件。可打架斗殴也得处理，行政拘留三天。现在去拘留太晚了。看你俩也不像是那么混的人，就不铐着你们了。这样，我们四人打麻将。你手里就70元，那我们打小一点。把钱分一半给你那个同犯，一人35元。这样，我们就一把5角钱吧。”

正好天刚亮，我俩的七十元全输给了那个所长，姓张的那个警察也输了一点。我和王海根就又被铐到了暖气管上。我合上眼倚着暖气片就睡了起来。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嚷嚷：“怎么搞的？怎么搞的？”
我费力地睁开眼，看到大师兄站在屋中间，一个昨夜我们没见过的警察为我们开了锁。
大师兄对那警察说了声谢谢，就领我俩出了门。路上，他说，他跟派出所的上上下下都是朋友，要是昨晚就知道，也不会让我俩受这一晚上的委屈。王海根说，我俩还真没受什么委屈，一晚上麻将水平提高了不少。
远远就看到连长正在博物馆的大门口转悠。看来那两锤真没把他怎么样。他指着我就开始骂：“兔嵬子，你来这才几个月就想立棍？要不是高助理说情，我肯定废了你。我当时一点防备都没有，要真地明刀明枪地比试就你们这群小白脸十个绑一起也不是我的对手。我在侦察连当连长的时候，你们还不知在哪个地方猫着呢。”
这时，高大伟轻轻捅了我一拳，我明白他的意思，马上接着道：“赵大哥，这事是小弟不对，我给大哥道歉了。”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行了，快去上班吧。”他挥了挥手，很大度的样子。
大师兄跟我俩进了寝室。他张口就开始狠狠地骂我。这一回，我是老老实实地他说什么就听什么。后来可能见我有些可怜，就有了恻隐之心，不再继续。他从王海根桌子上找到了一支烟，一边抽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给我，我一看，正是王海根提过的那份请求给我处分的报告。
“我专门到厅里监察处把它找到给撤了回来。”高大伟说。
“还是大哥有办法。”王海根说。
大师兄听王海根夸他，就有些得意，对我说：“要不是我，你这两件事加一块能怎么样还真地不好说！小子你自己别不长记性，教训深刻啊！馆长那边我刚才去过了，已经跟他做好了工作，他不会再找你麻烦了。我把处分报告让我撤回来的事跟他说了，我说这是我师弟，你要处分还不如连我也处分了，我又说，还是以批评教育为主，狗逼急了也会跳墙。你看他这小子这么冲动真急了不知会做出些什么不理智的事。最后，他还是跟我点头了。我知道，我这馆长助理的面子他总得给。”

事情就这么过去了。这个冬天余下的日子便也平淡无事。田野部由于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野外，所以冬天回馆的时候便可以不坐班。这样，部里没事的时候，我就呆在宿舍里看书，倒也挺清闲自在的。
我手里还有老鞠的一本英文书，是八十年代美国考古界的畅销书，名字叫《文明的形成—苏美尔》。出事时，我想趁他在部里时把书扔给他，但书没读完有些舍不得，于是就没有马上还。等读完了我就让王海根替我还书，我才不想跟那个老“汉奸”再说任何话。
谁知，这本书读完了后，我竟对苏美尔文明发生了兴趣，于是又到资料室把有关的文章和书全都找了出来。当冬天结束，天气转暖的时候，我几乎成了一个苏美尔问题的专家了。
人一迷上什么就容易忘记一些什么。当我潜心读书的时候，那些不快和烦恼还真地被我抛到了九霄云外。当我把这些文章和书读完了的时候，春天已经来了，我猛然想起，我正面临着一个问题，那就是：新的一年我将到哪个考古点上？如果我拒绝到庙村，馆里会不会同意？一旦同意了我又被分在哪里？
大师兄偶尔也过来看看我，至于那个连长，虽然我们仍然电炉子照用不误，但从那事之后就再也没找过我们什么麻烦，见面打个招呼，甚至比以前客气了。有一次我问大师兄，我毕竟给了人两铜锤，虽然没造成伤害，但面子却全让我给击碎了，这仇本该大着呢，他到底是怎么跟连长说的情，竟让连长如此不计前嫌。大师兄说，说啥情？我馆长助理还会跟他说情？我是采用威胁手段把他吓唬住了。我问大师兄是怎么唬住连长的？大师兄说，我是这么说的，我说我很快就是副馆长了，我不说你也知道。等有一天我要做了馆长，我就把我师弟提为副馆长。而你做一个保卫科的科长就提到顶了。做什么事应该把眼光放远一些。
我没想到大师兄能跟人说出这样的话。这样的话说出来毫无疑问是肯定奏效的。不过，一般来说，几乎没有人敢在馆内这么说话，谁能把还未成事实的事儿给先说出来了呢？当然，我是指他可能成为副馆长这件事。我想，也只有大师兄高大伟才敢说这样的话。

天暖和了，田野部的人开始为下考古点做准备，我多多少少有些沉不住气了。这天傍晚，大师兄请我到他家吃饭。
我和师兄在客厅说话，师嫂在厨房准备饭菜。师嫂已经是快四十岁的人了，可身材仍然保持的像二十多岁的年轻女孩一样。我在展厅经常见到她，每次见到她也只是点点头，略略一笑，很少说话。即使今天到了她家里，她仍然是那么淡淡地打声招呼，这种文文静静的样子是很迷人的。总之，她是个女人味十足的女人，我怎么也想象不到她能和连长那个德行的人混到一起去。我曾问过王海根，说老鞠说高大嫂和连长有事到底是不是真的。王海根说，怎么连你来这么几天都知道了，不过他俩那点破事还有谁不知道？有事是真的，当然我倒没亲眼见过两个人正在一起干那事，但我还是百分之百地相信这是真的。全馆上上下下也就高大伟一个人不相信而已。
我这么想着，看师嫂的眼神就有些发直。高大伟给我和师嫂一人倒了一杯啤酒，然后举起杯，我以为他要来了开场白，他却说：“师弟，要不要师兄给你介绍个对象？”
我自知失态，脸就有点发热。但我自己给自己解围，我说：“怎么？一到同志家里吃饭就得提亲？不用你提，还是我自己来吧：知识分子家庭，人长得好，家庭条件也不错，在文化厅办公室做文秘。”
高大伟一听，马上哈哈大笑起来。我也跟他大笑起来。师嫂看我俩这么傻子一样地大笑，也跟着咯咯地笑了起来。三个人的笑汇在一起象春天温暖的湖水一样，我只觉得那块凝结在我心中多日的愤闷的坚冰正在这湖水的冲刷之下迅速地融化。
我的心情好多了。我感激地看着大师兄，把满杯酒一口干了。
大师兄边给我倒边说：“师弟你小看我了，我能和那个老混蛋似地干那种缺德事！要介绍也得给你介绍个像你嫂子这样贤惠漂亮的。”
师嫂在小口地呷着洒，听了这话也只是咯咯一笑。
大师兄知道我这一冬天的心境，他今天请我吃饭好像就是为了给我解气似地。他开始数落起鞠老来。
他说，鞠公这老头刚一跟他接触，谁都说好。为人朴实厚道，还挺会关心人。学术上也成绩斐然，是东三省数一数二的专家。可他肚子里有那么一包坏水，平时不放这水你还真会把他当成了个好人。可那坏水不定什么时候一冒，冒到谁身上谁就惨了。馆里的好几个人都这么被他玩过。原以为你年轻，刚毕业，他一个老头子不会把你怎么样，所以我当初也没在这事上提醒你。再说，你刚来，我要是话说得太白了而人家老鞠对你又真地不错，我不是自己把自己给装进去了吗？可到头来，他是连你也没放过。
其实，当初你面临了一个选择。大师兄话锋往回转，说，你要是真地选择了馆长的女儿，也许，老鞠肚子里的坏水在你这儿也就永远冒不出来了。说来说去，你没有必要为过去的那些不快而耿耿于怀了，因为那是你自己的选择。
师兄的话说到这里，我只觉得从心底往上冒了一个水泡。我知道，我心底的那块冰在这个初春夜晚至此已经全部化开了。
我说，那么，下一步我还去庙村吗？
心里一轻松，我是什么都不在乎了。我原来想，就是把我开除我也不会再跟老鞠一起去庙村了。可我现在呢，觉得上哪去都无所谓，什么事心里有数就可以了。
跟他去倒也可以，不过学不到什么东西，那老东西太保守。师兄又说，还是跟我去吧。
“怎么，你也要下工地？”我问师兄。在这之前，我还没有任何关于大师兄要下工地的消息。
“是这么回事”大师兄说，“辽西市有个水库工程建设项目，在淹没区范围内发现了一个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馆里把这次发掘任务交给了我。恐怕这几天就得先下去，跟工程谈经费的事。馆长允许我在田野部抽调一个年轻的作助手，要是你没什么意见，明天你准备一下，我们后天就出发。”

４、 大师兄在去辽西的火车上闲聊，历数当馆长的好处

“我要提副馆长了。”在西去的火车上，大师兄高大伟兴冲冲地对我说。
大师兄从来都不掩饰自己的情绪。
我们一人一瓶啤酒，一边喝一边聊上了。大师兄说：“厅党委和人事处上周已经对我进行了考核。等完成了这次发掘任务回馆，我就是副馆长了。有师兄帮你，师弟你就好好干吧。”
“早点当上馆长才好呢。”听了这个消息，我也的确替大师兄高兴。我又说：“让那个狗屁馆长早点退休回家算了。”
大师兄说：“你也别小看馆长，他可不是狗屁，是狗屁也当不了馆长。”
大师兄说，博物馆这地方虽说地方不太，人事却比哪儿都复杂。你要是没点能耐，即使当了馆长也得被底下的人给欺负死。以前有个老馆长，死心眼儿，什么工作都带头头干，什么好处利益都先让着底下的人。“文革”一起来，他第一个被押起来批斗，没几天就想不开，上吊自杀了。现在的馆长是个独裁者，我行我素，敢作敢当，自己个人那点事搞的比谁都明白，学术上没几篇文章，却最早评上了研究员，房子也是馆里最大的。至于馆里那些老研究员的待遇，该解决的他就是不给解决，一直压着不办。当然，要是都解决了，就没人会求他了，没人求他了他这个馆长当得还有什么意思，当馆长就得让人求着。这些老研究员曾联名告过他，没有用。要告就在他刚当馆长的时候告，不然就别告。馆长一当上，用不上一年就把上上下下打点明白了。告也没用。但话说回来了，馆里还真得有这么个馆长，没有这么个“铁人”也控制不住局面。馆里有两拨人，一拨是连长那样的，没上过学，后门进来了，搞后勤解说什么的，大事小事总要起哄，但也都是明着起事，实际上成不了大气候。让馆长操心的是另一拨人，大学毕业，知识分子，谁也不服，什么也不怕。你要不硬气起来，你根本就没法在馆长位置上站住脚。所以，馆长对这拨人是毫不客气，不讲情面，尽管他自己也是个大学毕业生。馆长的策略是拉着前一拨人，打压着后一拨人。所以，现在馆里知识分子的待遇反而不如那些后勤人员，道理就在这里。
我说：“原来是这梓，我总是觉得那些后勤人员和解说一走起路来总是得意洋洋的，而那些研究人员走起路来却总是那么惶惶恐恐的，像是偷了钱做了贼似的。”
“这你就说对了”，大师兄说，“在馆里，一个人要是抬着头走路，十有八九他是一个解说人员或是后勤人员；要是低着头走路，那他肯定就是某个研究部门的。既扬着脑壳又是大学毕业生，恐怕在馆里也就高大伟我一个人了。”
我和大师兄的对话可以理解成喝酒中的笑谈，但也可以理解成严肃认真的谈话。大师兄说到这里，我意识到，他真地就是一个从来都得意洋洋的人。但我能感觉到，大师兄的得意和别人的得意是不一样的。别人的得意是发自内心的，是对自身境遇的一种满足和肯定，大师兄的得意却是有意而为之的。于是，我说：“大师兄比得意洋洋的那几个人更得意洋洋。”
大师兄说：“我知道，馆里背后讲我闲话的人不少，可就没有一个敢讲在我的当面，所以我就当作没有。有人得意起来，我就必须比他更得意。我从小就这样，这辈子是改不了了。我是宁愿让人嫉妒，让人背后拆台，也不愿让人瞧不起，让人同情，让人当面贬低挖苦你。”
我说：“就是有气让别人去生，而自己不生。”
“对，就是这个道理。”大师兄说，“人活着就不能怕人说闲话，怕人说闲话那你就别活了。博物馆的人嘴比哪儿的都刁，你不知道他们把你师兄给编排成什么样子了。他们竟说你师嫂有外遇，在我前几年下田野的时候给我戴了绿帽子。我听到这些传言，从来都是一笑了之。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你师嫂了，她不是那种人。”
师兄说起这话是坦坦荡荡，毫无遮掩。本来师嫂有没有问题和我是没有任何干系的，可我一听到他把话题扯到了这上竟不自觉地有些紧张，我能感觉到我的脸都有些红了。
于是，我把话题又收了回来，我说：“师兄，我有点不明白，说句不该说的，既然博物馆的馆长这么难当，你还那么劳神去争那个副馆长干什么？老老实实当个学者不好吗？”
师兄说：“你还是没明白博物馆是怎么一回事儿。在这种地方你要想有所作为，要想成为一流的专家、学者你还真地就得当馆长，你要不当馆长也就很难成为一流的学者。除非你走了红运，遇上了震惊中外的考古发现。你知道，大师兄我当什么都想当最好的。三流的学者我是不肯做的，那还不如改行干别的。你搞研究，就得需要资料，第一手的考古发掘资料全都分散在研究人员的手里，这些人彼此之间讳莫如深，互相封锁，你只有当了馆长才能以领导检查的名义把东西从他们手里调出来，还有大量的馆藏资料分散在省内省外的各个博物馆里，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研究人员，谁也不会白白地把自己资料让你给研究，但你要是馆长，情形就会不同，因为别的馆长也会有求于你来看你的馆藏。还有，搞课题研究需要经费，立说著书也需要经费，馆长给自己拨款从来都比给别人拨款容易。此外，召开学术会议，进行海外学术交流，人家邀请的首先就是馆长。所以，这馆长不当，学者也就很难当成。所以，这全国各地的博物馆馆长大多都是各自馆内的第一号学者并不是因为他们是第一号学者才做了馆长，而恰恰是因为他们先当了馆长然后才成了馆内的第一号学者。“
我说：“看来，在博物馆工作，我要么就随波逐流，放下心做个平庸的小馆员了却残生，要么就挖空心思去当馆长。”
师兄说：“这就对了，看来我一路上没对你白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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