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兄多年来一直在搞商族起源的专题研究。关于作为商朝统治者的商族的起源，学术界的主流看法是来自山东和河南东部一带，即所谓的“东来说”。他们的证据是商代中期和晚期的考古遗存与山东的新石器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都具有重要的共同特征。但我们大学的章博教授却自成一说，认为商族本源东北，其准确的位置是辽西和内蒙东部一带。大师兄是章博教授的高足，毕业后一直致力于“北来说”专题研究，甚至在一篇论文中提出在辽西和内蒙东部盛行的新石器晚期文化—红山文化是商族的重要族源之一。这次黑石水库淹没区发现的遗址具有红山文化一些特征，也许会为大师兄的课题研究找到新的证据。我想，馆里之所以派大师兄来主持此处遗址的发掘，原因也许在此。
但很快我就知道，我想错了。

在辽西市内住下的第二天，我们坐着市文化局局长专用的桑塔那，在文物科科长老初陪同下专程赶到了70公里之外的黑石水库。
公路一直与大凌河相伴而行。辽西属东北有名的干旱地区。近几年旱情加重，大凌河也几近干涸。宽阔的河床中只有一条细细的水流，河床中到处裸露着大大小小的卵石。
黑石水库是省里的重点工程项目，它的修建正是为了解决辽西市的用水短缺问题。不过，我想，这么细的河流，它多少年才能汇成一个水库啊。
老初在车里给我和大师兄介绍遗址发现的经过。
水库的大坝工地离遗址其实还有大约三公里的距离。本来，这处遗址的原始堆积保存得十分完好，因此地面上并无陶片发现，也正因如此，去年秋天市文物部门对水库淹没区所做的那次考古调查就没能发现这处遗址。大坝工地需要大量的土方，可工地附近的山地多石少土，恰巧遗址这儿的黄土堆积的最厚最好，遗址正好就是因取土而遭到了破坏才被发现的。遗址在石棚村东头的山脚下，属大凌河二级台地。水库工地为取土还同村民发生了争执。本来，村子属淹没区范围，从夏天开始村民就要陆续迁走，所以村子早晚属于水库，那山脚下的黄土也应属水库无疑。可村民说他们暂时毕竟没走。他们全搬走之后，工地愿意怎么用就怎么用，可现在人没走，黄土属于村子，用土就得付钱。水库方面觉得建水库正是为当地人谋福，可又被当地人敲竹杠，有苦说不出，只能求助于乡政府。乡政府却说，动迁动员工作刚刚做好，不好节外生枝，反过来求水库方面顾全大局，尽量答应村民的要求，以免影响动迁。水库只好向村委会交了几万元买土费，这才破土。推土机一铲子下去，那些花花绿绿的彩陶片就被扬得到处都是。附近村子里有专门倒腾文物的个体户，马上就到了现场，结果发现它只是原始人的居住地而不是墓地，找不到完整的东西，也就做起了好事，把信儿送到了乡文化站，乡里又通过县里报到市里。初科长讲到这里，神色有些兴奋起来，我知道再往下肯定是他要出场了。果然，他接着说：“我火速赶到现场，尽快同水库工地取得联系并暂时劝停了取土工作。当天就赶回市里向领导汇报情况，可我万万没有想到，就在当天夜里，水库工地的总指挥担心工程进度受到影响，竞一声令下，调去了三台推土机，要把遗址全部毁掉。当我第二天清晨赶到石棚村的时候，遗址已被毁了一半。推土机仍在轰鸣，那一铲下去，不知又有多少文物被毁，我再也不能忍受，于是拦在了一辆堆土机的前面。推土机停下了，我又拦拄了另一辆推土机，在第三辆推土机前面，我躺了下来，我当时是含着泪大喊：要想毁掉先人的宝贵遗产就先把我毁了吧。电视台的记者不失时机地摄下了这一过程。我躺在地上，与推土机僵持了一个小时，当推土机全都熄了火，驾驶员也离开了驾驶室之后，我安排文化站的人员继续看守遗址，带着记者又来到了工地要采访总指挥。当然，总指挥没有出面。当天晚上，市电视台就把他们给曝光了。取土不得不停了下来，然后我们就以市政府名义向省里做了请示汇报，直到把你们给盼来了。”
石棚村到了。我们勘察了遗址，大师兄随手拾起一片陶片，看了看，说：“是红山之后的东西，十分重要的发现！老初，谢谢你。”大师兄做梦都想找到红山和商之间的连系的证据，看来，大师兄这回来对了地方。
老初带我们向水库工地进发。按计划，我们要到工地谈判。他说：“上次见总指挥没见着。这次应该能见到，局长昨天同他通了电话，约好了时间，电话里他还挺客气的。”
但总指挥我们永远也不能见着了。我们的车在乡间土路上跑得不快。不知为什么，有好几辆新闻采访车超过我们奔向了水库方向。
老初说：“往常在这儿已经能听到搅拌机轰隆隆的声音了，可现在怎么静悄悄的。难道取不成土大坝就不建了？不过这儿取不了土还可以到别处取土啊。”老初嗅了嗅鼻子，又说：“好像出事了。”

就在他刚说完“出事儿”的时候，我听到了救护车呜呜的怪叫声。一会儿好几辆救护车从工地方向驶出，向我们来的方向慌慌张张地驶去了。
我们将车停在了路边，老初截住了一辆往回返的采访车。
果然是出事了，而且是大事。就在我们到达石棚村之前的一小时，水库工地发生了塌方，总指挥和两位工程师，还有几个民工被压在了底下。
我们只好掉转车头，返回市内。当天晚上，我们从电视上知道了总指挥因公殉职的消息。
我和高大伟只好暂时回到省城。
几天之后，大师兄和我又来到了辽西市。老初说一切都安排妥当了，谈判下午就要开始。吃完午饭，我们就径直奔向黑石水库工地。
工程处的王处长代表工地与我们谈判。我把事先按大师兄要求做好的考古发掘预算递给了那位王处长。
我预算上做了三万元钱。遗址的文化层不厚，到夏天也就可以结束发掘工作。加上后期整理，实际上有一万五千元就够了。但还得有一万元返回馆里作年终的福利，再加上五千元的不可预见费，这样就做了三万元。
那边王处长粗略地翻了翻预算单，然后看了看后面的总额，马上提出了异议。他说，根据他多年搞工程的经验，这些工作量有七千元的花销就足够了，如果说考古工作特殊，工作细致，再加上后期工作，给翻两倍也就是一万四千元是肯定没有问题的。考虑到我们都是从省城来的，都是省直部门的，交个朋友，就按两万算吧。
王处长说得入情入理，既砍了价又送了人情，我觉得找不到任何理由可以反驳他。大师兄却不慌不忙地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小本子，翻到某一页，说：“要不要我念一段《文物法》？”
王处长说：“不用念了。电视台给我们曝光后我就找到了文物法。我知道工程破坏考古遗址是不对的，负责人要负法律责任。可下令毁坏遗址的领导如今已经不在了，那就另当别论了。”
我听的出话后面的意思，是说，别拿这个来吓我，破坏遗址的责任人已经死了，要追究责任就去找死人。
初科长说话了，他强调了文物考古工作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又概述了一下辽西地区的历史沿革，最后，他恳切希望工地能在资金上给予考古工作以全力的支持。
“所以，我们准备拿出两万作为考古经费，这不是小数目。”王处长满面笑容，态度十分诚恳。
大师兄把小本放回了口袋里，他猛然问道：“既然总指挥不在了，那你知道他为什么不在了吗？”
这句话问得突然，不仅是王处长，连初科长和我都有些猝不及防。王处长问：“为什么？”
“为什么？有些事我不点破大家还真不知道为什么。”大师兄一脸严肃的样子，继续说：“我跟你们讲个故事吧。远的不说，你们知道辽西市内的505厂吗？大前年，505厂在新厂房里修整地面，一下子发现了五座唐墓，按规定应该尽快报告文物部门，可厂长却一声令下把墓全毁了，那些三彩瓷器被工人全都砸碎了，而其中的任何一件器物在香港的文物拍卖行上都可以拍到百万美元以上。令人痛心的话我就不说了，我不明白的是，工人愚昧你一个国营大厂的领导干部怎么还这么愚昧。后来，国家文物局插手此事，公安部门出面拘留了厂长。按文物法，至少也得判个三年。但不知为什么，不到一周厂长就回到了厂里，继续做他的厂长，好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几天后他坐车到北京出差，结果那辆小车和一辆大货撞到了一起，车内的人无一辛免，全部遇难。辽南修高速公路时把一个好端端的青铜遗址楞是铲成了平地，两个月后过春节，工程一把手在家里吃火锅时把酒精炉碰翻了，脸被烧了个面目全非。辽东海岸的一座元墓不知怎么沉到了海底，村里有一个从海军里复员的潜水员被文物贩子买通了，几次下水盗掘墓中的瓷瓶。为了便于作业，把气瓶留在岸上，潜水员轻装下潜，结果最后一次文物贩子忘了打开氧气瓶的阀门，复员兵在水底被活活憋死了。我干了二十多年考古，这样的事见到的太多了，如果一次两次是巧合，但十次二十次那就不是巧合了。我自己也解释不清这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信。像石棚村遗址那样的墓葬，年代更早，连遗骨都化成了土，越是这样的就越是碰不得，碰了，肯定就得出事。所以，大家自己想一下就会明白，总指挥为什么说没就没了。“
我早就听人说过，大师兄这个人是什么话都敢扔，什么人都敢唬，今天我算是领教了。他楞是把一个古人类的居住址说成了遗骨已经朽掉了的墓葬。
这时，我看见王处长的脸色有些发白，神态也有些疲倦，他想了想，问出这样一句：“那你们做考古的是不是也是一项危险系数很大的工作？”他声音没有刚才的大，显得有些有气无力。
我知道他所说的“危险系数”是什么意思。大师兄越说越有劲：“我们做考古工作的是科研人员，我们所做的是通过科学的发掘来揭示古代人的生存状况和生活面貌，这同非法盗掘和肆意破坏有着本质的不同。我们不是破坏，不是掘祖坟惹祖宗生气，而是在宏扬祖先灿烂的文明，探求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去光宗耀祖。所以，你所说的‘危险系数’在我们这儿是不存在的。”
有一点我还是不大明白，大师兄比比划划所说的一套无非是“挖祖坟遭报应”的理论，它和我们要钱的联系又在哪里呢？但不等我把这个问题想明白，我看见那个王处长已经点头了，他说：“三万就三万，反正都是给国家做贡献。”
大师兄向他伸出了手。手握住了，王处长又补充说：“不过，不能一次付，要分三次。”

晚上，王处长还请我们在水库工地的招待所餐厅吃了饭。王处长和大师兄有说有笑，俨然一对好朋友。初科长见谈判这么顺利，也显得高兴，多喝了几杯。饭后进了车就睡了。
我问大师兄，你举的那些例子到底是真的假的。大师兄有些警觉地看了我一眼，我自知这话问得不大合适，但也收不回来了。大师兄说，怎么，你小子以为我是在唬人瞎编是吗？你到你们部里问问别人就知道了，我说的那些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不过，后几句话，也就是关于我们考古人员的那一段倒是师兄编的。其实，弘扬祖先文化，我们的祖先却并不领情，他们是宁愿在土里埋着也不愿出来见见世面，看看我们人类二十世纪繁荣昌盛、改革开放的大好今天。科学发掘与破坏盗掘的区分是我自己做出的，祖宗那儿却没有那样的区分，谁挖了他的坟，搅了他们的大梦，他们就跟谁过不去，管你是盗贼还是科学工作者。就拿我们馆里来说，凡是搞野外发掘的，有一个算一个，家里都不太平安，邪气的事是时有发生。也别说有一个算一个，还真有一个人挺顺，但那人干了一辈子田野，巧的是，每次遇到的都是居住址，从来就没有干过墓葬。还有一个特点，干考古的没孩子的多，就像我这样的跟你大嫂努力了半辈子了还没努力出一个孩子出来。听大师兄这么说，我在心里核计了一下，田野部共12个人就有3个人没孩子，这比例是有点偏高。
我终于意识到干田野考古的“危险系数”来，于是我又想起了提出了这个词儿的王处长。我还想接着问，那为什么你一提到这些事，那个王处长就不再讨价还价了呢？但这时我看见大师兄已经睡着了，于是把剩下的那个问题咽回到了肚子里。

6、考古发掘成果不大，大师兄忧虑重重，进退两难

我们两天后就在石棚村驻扎下来，初科长从市博物馆田野部又抽调了两个人配备给我们，这样，我们这个“石棚村遗址省市联合考古队”就宣告成立了。
我们住在老百姓家里，房东是村长的儿子，儿子长年在外打工，家里只剩下儿媳妇和一个五岁的小孙儿。五间瓦房有两间空下了没人住，正好就给我们租下了。村长儿媳手巧，厨艺也不错，于是又聘她给我们做饭。
初科长开始几日也与我们住在了一起。他说乡下的空气就是比城里的好，呆在乡下比在城里舒坦多了，既清静又用不着天天看局长的脸色，还能跟我们学一些考古知识。大师兄仍然安排我管帐，初科长就帮我在乡农业银行立了个临时帐户，第一笔款马上就从水库那边划了过来。
我问大师兄：“为什么分三次拨款，一次过来不就完了？”
师兄说：“这三万里得有三千回给那个王处长，要是一次性拨款，他就等于把主动权全交过来了。他不会干这傻事，精着哪！”
但后来那个王处长不时也到工地来考察一下发掘的进展情况，每次来都带上几百元钱的收据找我们报销，条据内容大多是文化用品。大师兄每次看都不看就在后面签了字，然后由我付他现金。
我们在附近几个村共招了十六个小工，一半都是小伙子。小工费每天五元，这比庙村遗址高出了六倍还多。师兄说，庙村遗址动用的是馆里的那点少得可怜的发掘经费，而我们这儿花的却是外来的钱，所以工费和其他花销由我们自己来定。大师兄还特意嘱咐我，有市里的同志在，伙食一定要好一些，干考古的人都贪杯，晚上要备足酒。
大师兄不像鞠公，对我们上工时间要求得很严。发掘时一发现重要的情况就把我们几人召到一起进行分折研究。初科长没有马上回市内上班，也和我们在工地上摸爬滚打了四五天。我们白天上工，晚上痛痛快快地再干上几怀，海阔天空地谈上一会儿。大家虽说有些劳累，但觉得也很有滋味。

这天晚饭之后，在厨房里，见市博物馆的老孙和小隋先进了屋，初科长对大师兄说：“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
师兄说：“初科长你尽管讲。”
初科长说：“那我就直说了吧。有我们省市两方的共同努力，我们终于要来了三万元的发掘经费。你们和我都知道，从前期发掘到后期整理，这三万元是根本花不完的。为这次考古发掘工作，我们市里也做了很多工作，所以能不能给我们市里拨一部分款项。不瞒你们说，近三、四年，局里根本就没往文物部门拨过一分钱，上面拨下来的那点专项文物保护费也都被局里挪作他用了。”
“那你看拨多少合适？”大师兄问，给人的感觉好像是马上就能决定。
初科长一喝酒脸就红，这时我发现他的脸在白炽灯的灯光下似乎更红了。他说：“五千就可以，要么四千也行。”然后他又补充说：“我都五十九岁了，还剩一年退休，按理说文物科有没有钱和我关系不大。”
师兄说：“我这边没什么问题。但这不是什么小数目。我们是朋友，什么都好说，但这事你还得向我们馆长请示一下。”
初科长说：“能不能你去跟馆长请示，你是馆长助理，比我说要好。你要提出来，馆长绝不会驳你的面子。”
师兄说：“这话我不能说，因为这是替市里要钱。我要是说了，就好像我收了市里的多少好处。还得你说，只要馆长同意了，我这面保证没问题。”
初科长没再说什么。第二天他就回市内上班去了。偶尔他也来工地坐坐，住上一两天，照样和我们一起上工下工，晚上再喝上几杯，可就是没再提起钱的事。

我们在遗址上开了十六个五米乘五米的探方，考古队四人每人负责四个方，每个方里又分别配上一个民工。发掘工作进行到第十天，问题出来了。十六个方里有六个方已经见到了生土，生土上的文化堆积层也只有30厘米厚。整个工地除了在南侧发现了两座已遭破坏的圆角方形半地穴房址外，并无其他遗迹发现。遗址的中心部分已经被推土机全部破坏掉了。照目前的进度和方式进行下去，也许不到一个月，我们就该收工了。几件石磨盘和石磨棒还算完整的器物，但除了十几袋陶片，完整或是能复原的陶器一件都没有。而在所有器物种类中，陶器在断代学上和类型学比较研究上是最具说明力的。成果不大倒在其次，更重要的是水库工地余下的两万元还能不能顺利入帐就很难说了。如果让那个精明的王处长看破了门道而停止拨款，我和大师兄又怎么跟馆里交待？
当夜，大师兄召集我们开会，商量紧急对策。
大师兄说：“去年我们馆田野部某同志在锦州一家电厂工地上根据地表上拾到的几枚瓷片断定它是一处辽代居住址，又跟人要了一万元发掘经费。是谁我就不说了。等真正发掘的时候才发现文化层不知在几百年前就被破坏掉了，耕土直接叠压在生土上，只有耕土里还残存着几枚陶片和瓷片。情急之下，那人连夜从别的工地借来了几袋辽代瓷片给埋到了探方里，然后装模作样地把那些瓷片一点点清理出来，做出了几座假房子，并按预算和日期结束了发掘工作，总算没让人看出破绽。我高大伟不是这种鼠摸狗盗之徒，也绝对做不出这种事来。但好容易谈出来的三万元我们又不能不要，钱是我们考古人员的命根子，怎么可以把到手的金子给扔了呢？”
最后，我们定出了方案。大师兄说，有居住址就一定有墓葬，有活人就得有死人。石棚村附近的地理面貌比较原始，相信古遗址不会被盲目破坏掉。这墓地一定就在遗址的附近。第二天他带老孙和小隋出发在附近的山地中仔细勘察，争取找到墓地。如果墓地规模可观，不仅我们能保住我们的三万元，我们还可以让水库工地追加经费。至于遗址余下的发掘工作，大师兄就交给我全权负责，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慢，把进度彻底慢下来，需要用锹的地方我们用手铲，需要用掘土手铲的时候我们就用刮土的手铲。这样，尽最大力量把一个月的工作用三个月完成。
第二天我主持工地。师兄三人一人扛了一把洛阳铲，在附近的山地里转悠起来。我把整个工地的工作进行了重新布置，把进度一下子放慢下来。顿时，工地上往日的紧张气氛一下子就不见了，民工们只以为我是新毕业的学生，不像大师兄那么严厉，好欺负，于是便一下子放松起来，有说有笑，男男女女也不分青红皂白的地闹起来，有的从一个探方追到另一个探方里，对这些我全都视而不见，听之任之。这情景不禁让我想起了我在庙村遗址的那些日子。
我也无多少事可做，于是就坐在探方之间的隔梁上回忆往事。这时，我听到不远处传来了一阵歌声，是《恋曲1990》的曲调，不过这个人好像不会歌词，从头到尾用的都是一个词，就是“跑马溜溜的山上”里那个词：溜溜。所以听起来就是：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民工小菊见我听得入神，就说：“是‘溜溜’唱的。他是村长孙子的舅舅，就是给你们当炊事员大嫂的亲弟弟，生下来就是个傻子。他没有名字，唱什么歌都是溜溜，所以我们就叫他溜溜。”
溜溜从山坡上出现了，手里还拿着铁锹。溜溜十七、八岁的个头，神态却像个七、八岁的孩子，脸上带着天真的笑容。接近工地，又换了个歌，是《冬天里的一把火》，歌词当然还是溜溜，可音调却哼得很准。我能听得出，溜溜其实很有音乐天赋，可惜是个傻子。这时有人喊：“溜溜，捡到小孩没有？”
溜溜脸上的笑容一下子没了，他说：“没有。”
我对小菊说：“原来会说话。”小菊说：“谁说他不会说话，他只是唱歌时才溜溜，说话却好着呢。”见我还有些诧异，又补充说：“他经常问他妈妈，小孩是哪里来的，他妈就告诉他说是从山上捡出来的。所以他天天拿着锹上山捡小孩。”
我笑了，说：“这么执着，真是难得。我小时候妈妈也这么骗过我，可我很快就不信了。”

又是一个多月过去了。遗址上并无重要的发现，师兄三人已是精疲力竭，仍然毫无收获。他们先是翻过这面山坡进入了山坡那面的山谷之中，继而上了更高的山坡。后来，他们又去了大凌河对岸的山地。最后，他们沿河边逆流西进，专门考察河岸的台地，一直走出很远，甚至超出了黑石水库的淹没范围。那就是说，假如在水库范围之外发现了墓地，我们已经没有理由从水库要钱了。
从房东家向南可以看到大凌河的河床中有一突兀而起的台地，夜里在院子里小解时我能看到它黑魅魅的影子。我对师兄说，什么地方都找遍了，哪儿都没有，就剩那个台地没看了，该不会在那上面了吧。师兄说，兴许这些人吃了长生不老药，只会活着不会死去。那个台地在河床中间，别看大凌河现在没水，古时候却是大水滔滔。那是个河心岛，古人不会把墓地安在那上面，要是一发水就全没了。据我所知，辽西一带自古至今还没有水葬的传统。
我一想，师兄说的有道理。师兄就是师兄，不像那个鞠老，一涉及到业务方面总是讳莫如深，什么也不告诉我。师兄却总是言传身教，毫无保留。
水库那边的第二笔款也总算进到了我们的帐户。但王处长来工地考察时还是挑出了毛病。他找到大师兄，说：“据我的目测，你们的土方量远远没有预算的那么多，挖掘深度也和预算的差距很大。工地的管理也存在问题，工人们太散漫，每天出活太少，工作态度也不端正，嘻嘻哈哈的。看这种情况，拨给你们的两万元已是绰绰有余了。大坝那边的经费十分紧张，不然，剩下的一万就免了吧。”
师兄一听就着了急，说这十六个标方只是一期工程。二期工程我们还要向北再开十六个方。我心里知道，要是再开十六个方，那每个方里都是表土压着生土。
王处长没有辩驳，几天之后就把一张条子给了大师兄，大师兄马上就签了字，我看看金额吓了一跳，这一张就是一千八百元，以前的收据最大的一张都不超过五百元。我累计算了一下，王处长从我们手里拿走的远远超过了三千元，足有五千元。
不过，报完了一千八的第三天，那最后的一万元也到位了，我终于舒了口气。因为那最后一万元对我们太关键了，那是作为创收留给馆里作年终福利的。
既然经费已经全部到位，我想，师兄的考古调查可以暂停了。可是，师兄却仍然没有放弃努力。他们三人又开始在已经走过的地方继续寻找。和大师兄相处了这么长时间，我也基本了解了他的脾气。遗址发掘成果不大，工作量也没达到预期的程度，而我们却要了人家三万元钱，即使人家看不明白，他高大伟自己心里就不舒坦，他这人要面子，也要志气。不过看到他那么着魔似地毫无目标地在山里转来转去，寻找那个不知是否存在的古人类墓地，我的心里不禁有些担心和忧虑。

时令已入初伏，天气一下子变的燥热难当。大师兄的心情也随着天气的升温而变得越来越燥。以前每天晚上吃饭他都是一边喝酒，一边神吹海聊，满桌子就听他一个人在操着大嗓门在喊，老孙和小隋便一个劲地附合着他。如今，他变得比谁都沉默，吃完晚饭就一个人向村后走去。有好几次我劝他，人家水库那边也根本不计较，我们又何必这么较真儿。但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大师兄仿佛知道了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有一回吃完晚饭陪他一起出去转悠，他说，水库那边计较不计较都不是问题，问题在我们文物考古圈里面。这事件传出去就是个笑话，别人背后怎么编排我，我从不不在乎，但我丢不起那人。我是名牌大学的考古毕业生，手里拿着国家文物局颁发的田野考古领队资格，马上就是东北最大的一所文化人类学博物馆的副馆长了，我可不能拿自己的脸面开玩笑。
大师兄说着说着就停住了，手捂着肚子说，你先等等，我还得去试一试，说完了就闪到树丛中去了。
大师兄已经一个星期没有大便了，看来是火上得大了。等他出来了，我看到他的脸上仍然是失望的神色，知道这回他又失败了。
我说，要么把刚拨过来的一万元还给他们算了。大师兄边系着腰带边说，要那么做可就出事了，而且出的是大事。你把一万元退回水库那边，你拿什么给馆里上交。你想得太简单了。你以为我们俩躲在这荒山野外就远离了博物馆？其实全馆上上下下一百多双眼睛一直都在盯着你。这么个有钱的项目让我俩摊上了，这一万元你要不给他们拿回去他们不把你吃了才怪。一个举报打到厅里，厅里就得派人来查我们的老底。我们这个底可是一查一个准，伙食严重超标，哪天晚上不有酒有肉的？但你要不把伙食搞好市里又要在这上做文章，初科长不是来要过钱了吗？我是婉言谢绝了，但他每次来我都好菜好酒地招待，他派来的两个人我们自然在伙食上也不能亏待他们，所以老初也就没再挑出我们什么毛病来。但厅里要是查下来这可全是问题。水库工地王处长的那些条子上面根本没留下他的名字，我俩怎么跟馆长解释？还有，我们用了这么多工却干了这么少的活儿，人家肯定会说你虚报工时。再说我们也确实虚报了，伙食费不全打在小工费里了吗？虽说每个工地都是如此，但不查你就什么问题都没有，查了你桩桩都是问题。
我这么一听，才知道，这一万元还真是太重要了。师兄说，配合工程的考古发掘项目是人人都想干，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干得了的。干有干的好处，专款专用，花钱宽绰；也有不好之处，容易招惹是非。你以为馆里派我来是因为这个遗址和我的研究课题有关系吗？那只是表面现象而已，本质的原因是我高大伟是全馆内最擅长谈判要钱的人，我的这方面特长在东北的文物界都出了名。另外，在僵持不下的时候我还有杀手锏。总之，我接到这类的谈判任务还从未落空过，每次都大获全胜。所以，馆里派我接手这个项目的真实用意是让我来为馆里谋福利。
我说，原来是这样，不说我还真的不明白。其实，在水库工地谈判的那天我也基本猜出了个大概。
大师兄停住脚步，喟然长叹了一声，像是对我说话，又像是在自言自语：“博物馆哪，博物馆。博物馆其实陈列了两个类别的东西，一类是有形的，是那些形形色色历朝历代的文物，游客买张票就可以看得见的；另一类是无形的，游客看不见，只有在这里工作的人才能看见，它不是陈列在展柜中和木架上，而是弥漫在博物馆大院的各个角落，它比陈列架上和展柜中的每一件文物都更传统、更古老、更本质、更有文化意味，更具有中国特色，那就是中国人天性中的劣根性，这种东西正是博物馆馆藏中最精彩的文物。要非得给它定级，那就是特级，特级中的特级文物。”
这时，天色已暗淡下来。西天，也就是大凌河上游的尽头仍然撑着几片暗紫的霞斑，说不清是漂亮还是丑陋。我依稀看见了大师兄的脸上有一丝绝望的表情。

7、雨水没下来，却认识了“抗洪办”主任小金

石棚村村民的动迁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已经有一半人口搬走了。村民把自己家的房子都拆了，拆下的砖石和木料被拉走，去盖新居。于是，随着一座座房屋的消失，这个本来就不大的村落每天都在变小。每天我都在山坡上望着山下的村落，心里竟有一种说不出的惆怅。
雨季快要到了。虽说辽西干旱少雨，但每年夏天还都能下几场雨。这时，也只有这时，大凌河水才会恢复昔日的雄姿。我开始盼望着下雨，因为我有好久没有看见河流了。有时候坐在探方边上我就开始胡乱思想。我觉得河流就是现实，河床就像是历史，河流冲刷着河床，就好比现实冲刷着历史，每时每刻都在带走记忆，使历史变得模糊不定和不可确认。而干涸的河床意味着什么，它因为失去了河流而成为只剩下记忆和往昔和场所，那就和博物馆有些相象了，没有现实，只有历史。那么，历史难道就是河床中那些失去了生机的干涸枯燥而又顽暝不化的石头吗？

雨没等来，工地上却来了几个人，是初科长带来的。
初科长向我介绍，他们是市政府抗洪救灾办公室的。雨季就要来了，他们是专程来检查一下我们考古工地的抗洪救灾措施的落实情况。我搞不明白这些事情，就差民工到山坡那头喊回了大师兄。那个领头的是个年纪不大的年轻人，看样子比我大不了两岁，个子不高，眼神却很亮，头发一根根理得整齐，又抹上了不知什么油脂，显得比眼睛还亮。初科长称他为小金主任。
小金主任很客气，对大师兄简单介绍了来意。他说，高教师，我们是奉上级的指示，针对抗洪救灾的准备工作，对大凌河沿岸的各企业、单位进行全面检查。据气象部门预报，虽然辽西地区向来以干旱著称，但近两年将会有一次百年不遇的大洪水。为了改变辽西人头脑中只重抗旱不重抗洪的偏颇观念，也为了避免由于我们的疏忽而给国家财产上可能造成的不必要的损失，我们是逐家通知，逐家宣传。这就走到了你们单位。虽然贵单位是临时成立的，但古人类遗址以及相关文物却是比什么都珍贵的国宝，所以更要在思想上予以重视，在行动上抓好这项工作。
大师兄也许是看他年纪不大，官话却说得不少，就笑了。好多天了，这还是第一次看到大师兄露出了笑容。大师兄说，老弟，开玩笑了，就辽西这年年大旱的干巴地方还能发水，谁会信哪？不是我摆老资格，社会上我混了这么多年，什么事我看不明白？有什么事用的着我高大伟，老弟别客气，你就直说。
那小金主任可能从来没有遇到像师兄这么说话的人，一下子楞在那里，脸有些发红，局促不安地不知怎么说好。初科长帮着打圆场，就对小金主任说，思想上我们高主任肯定会重视的，你给指示一下，行动上我们该怎么做？
小金主任说，其实抗洪措施到目前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也就是人员财产及时转移，同时采用沙袋筑坝挡水。但我们这遗址看来也搬不走，最好多备沙袋。麻袋我们在市内一家指定的商店有售，按抗洪标准特制的，每个沿河单位都得购买，至少在10000片以上。不过，高老师既然这么口快心直，我也不绕什么弯子。袋子你愿意买就买，不愿买就算了，因为说实话，水要真发起来了，用多少袋子也没用！我这次来，主要是想看看遗址，我业余没别的爱好，就愿意搞点文物收藏。听说这儿开了个考古点，早就想来学习学习，看看热闹，也顺便拜访一下高老师，交个朋友，今天正好就借着工作之便来了。
大师兄说，老弟太客气了，我这人就这样，不喜欢说话拐弯抹角。转身又对我说，给金主任找几片值得收藏的陶片。
我到陶片袋中找了几片有代表性的陶片，拿了过来。没想到金主任还真的在行，他拿出一片说，这是长颈深腹罐的颈部，腹部应该饰有之字纹；接着拿出一片饰有之字纹的陶片说，对，就是这种纹饰。又拿出一片说，这是斜口罐的口部。他掂了掂手里的陶片，又说，好像是红山文化的东西，但又和典型红山的不太一样。我知道，他在文物上的确不是外行，甚至比初科长都要内行的多。这一点有点让人难以相信，因为他举止神态很容易给人一种不学无术的感觉。
他又有些仿佛自言自语地说：“要是有个完整的就好了。”我从他的口气里隐约发现了一种东西。虽然表面上金主任似乎很虚心，很客气，但骨子里却有一种难以觉察的小霸气。也许他是碰上了大师兄这么个硬茬，才装得老实，要是在别的单位，他的霸气也许就会原形毕露。
但这句话却一下子惹恼了大师兄。他忽然间发起了火，冲金主任喊了起来：“你说什么？你再说一句？别不知深浅，完整的我们连一个还没有呢！”这时我发现大师兄的眼睛都有些红了，心想坏了，他这不是要把这些天的郁闷全发泄到那个小金主任的头上吗？我急忙和初科长一起把大师兄往一边推，一边对金主任说：“你这想法是有点过，别怪高教师生气，因为我们到现在还真就一个完整的陶器都没挖出来。这些陶片还是破例首次送人的。
小金主任连忙解释，说：“高教师，你误会了，我并没有那意思，我只是顺口说了一句。明天晚上，我请你吃饭，算是小弟赔罪了。这样，明晚6点钟我在市内的龙城大酒店恭候，不见不散。”
师兄见小金道了歉，火气自然就消了，但说话仍然不好听：“吃饭就免了吧，一顿饭下去，你那几万条的麻袋不都白卖吗？”
小金并不计较，转身和来人一起上了停在山脚下的豪华吉普，一溜烟地跑了。
老初没走，他还在劝大师兄：“你太冲动了，人家一句玩笑话就让你发这么大的火。”
大师兄抬起头望着那辆吉普车的背影，说：“这些小东西是什么背景，这可是日本进口的‘沙漠风暴’，连我爸都没舍得坐这车。”
于是初科长给我们介绍这小金主任的背景。原来，他是辽西市在任市长的儿子，在当地师专毕业后不愿意去当教师，就呆在家里没上班，只是在一个中学挂着一个团委书记的衔。市政府有个抗旱救灾指挥中心，那里有个办公室副主任的位置，本来市长要把儿子安排到那里，却让市委书记抢了先。书记有个侄子刚从部队转业，于是就把他给安排进去了。市长和市委书记向来不和，这连老百姓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所以哪能就这么输了。去年，省政府向全省下达了防洪通知，同时成立了一个临时的抗洪救灾中心办公室。于是各市也纷纷效仿，按道理这辽西市历史上几百年间都未发过大水，没有必要多此一举，可市长却召开办公会议，论证了防旱和防洪不可偏废、二业并举的辩证关系，强调了抗洪的重要意义。又建议市人事局编委成立了辽西市抗洪救灾中心办公室，并把它定为正式行使政府职能事业单位。他又指示财政局给“抗洪办”设立专款资金。金公子就这样成了“抗洪办”的主任，而“抗洪办”的其他位置也成了大家趋之若骛的肥缺。为了平衡关系，秘书长和几个局长的侄子也都进了“抗洪办”，所以这“抗洪办”基本上成了辽西市的太子党。
“所以”，初科长说，“这小金咱们最好不要得罪，得罪了他就相当于得罪了整个辽西市。如果不是市、县、乡三级政府的全力配合和大力支持，我们这考古队就根本就无法立足。高助理，既然人家盛情邀请，这个面子我们不好驳，明天这顿酒我们还必须得喝。”
大师兄听初科长这么一劝，气也消了。他想了想，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说：“好，去就去！白吃白喝，天上掉下来的美事，不去不成了大傻子了吗？要去我们就一个不少，老孙、小隋，我们都去，多吃他几条麻丝袋。”
“这就对了，这些小地头蛇，有些来往只能有好处没有坏处。要知道，对于干我们这行来说，我们求人家的地方比人家求我们的多。”初科长松了口气，脸上挂上了笑容。

第二天下午，考古队放假半天。我们坐公共汽车到了市里。老孙和小隋回了家，初科长陪大师兄和我到了一家浴池。我们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我看大师兄的情绪好象好多了。
龙城大酒店是辽西市内最大的酒店。小金主任点的菜也都是酒店的特色，价格自然不菲。看来人家的确把我们当成了贵客。小金说这是赔罪宴，可这罪赔的也有点太大了。师兄却不管这些，看到如此好酒好菜，他一子恢复了多日不见的神吹海聊的特色，那小金虽说只长我两三岁，却也是见多识广，两人推杯换盏，十分投机。晚饭后小金主任又邀请我们再到他的寒舍小坐，说反正也没结婚，全家也只他一人，大师兄并未推辞，于是我们几个全挤在那辆“沙漠风暴”里，小金自己则坐到了驾驶员的位置上。
小金的家在市政府大院的一栋很普通的居民楼里。面积不大，只有两室。可一进屋，我就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两间屋子里全是精巧的木头架子，上面摆放着各式各样的文物。只在一间屋子的靠窗位置摆放着一张简陋的钢丝床和一套机关里常见的那种老式办公桌椅。我顿时明白了小金盛宴招待我们的用意，看来他是真想和我们交朋友。
小金的收藏年代跨度很大，种类以陶瓷为主，有红山文化的彩陶深腹罐、之字纹斜口器，西汉的卵形黑陶壶、唐代的三彩方盖，还有元代的青花大碗和清代的豆彩大球瓶。辽金的东西他收得最多，这自然同辽西一带是古代契丹辽国和女真金国的文明中心有关。其中两件辽代鸡冠壶和一件金代的磁州窑缠枝纹瓷枕差不多已属国家一级文物了。看来小金主任的眼力非同异常，能被大师兄和市博物馆老孙叫准是赝品的也只有那么七、八件。而这样的收藏已属专业水平。
小金对瓷器基本在行，我得承认，在某些方面，他的鉴赏力远远超过了我这样科班毕业的大学生。但他对陶器及史前的东西把握倒不大。他向大师兄请教了一些有关史前陶器的一些特点之后，又从办公桌掏出了两件红山文化的玉器，其中一件玉猪大师兄马上就认定是赝品，因为它的底部不小心留下了被机器打磨过的痕迹；而另一件玉龙大师兄则肯定它是红山玉器中少有的精品，与之形似的东西在我们博物馆里也只有一件藏品。大师兄的眼睛看得有些发直，他说，国宝啊国宝，我这石棚遗址里要发现这么一件我能给老祖宗磕一万个头。
小金不知从哪里又变出了一套茶具，是清末宜兴的正宗紫砂，他就用这套茶具为我们冲茶。我们没有什么地方好坐，就围在办公桌边一边喝茶一边闲聊起来。这时，小金似乎是漫不经心地又从办公桌的底下摸出了一个报纸包着的东西，打开一看，是一块版状的陶制品的残块。我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看看坐在椅子上的大师兄，他也是露出诧异的目光。小金把桌子上的台灯打亮，说你们再仔细看看。这时我发现那上面有五个半刻划的文字形状的符号。小金问，这是不是早于甲骨文之前的那种所说的陶文。
大师兄接过陶版翻来覆去地看，屋子里一点声音都没有，大家都屏住了呼吸，似乎等大师兄宣布什么惊人的发现。但到了最后，大师兄还是轻轻摇了摇头，说：“不是正经东西。”
他把陶版递给了我，说：“你看这和河南、山东出土的陶文是一码子事吗？”我接过陶版，仔细地盯着那几个符号，我说：“师兄，这好像是苏美尔人才有的楔形文字啊。”
大师兄乐了。大家见他乐了，也都跟着笑起来。大师兄说：“苏美尔也就是今天的伊拉克，正跟美国打仗呢，他们的东西怎么会跑到你家里。小金，这是恶作剧，你让人给逗啦！”
小金也释然地笑了，他说：“我说的嘛，要是正经东西那老农也不会五十元钱就卖给了我。那些老农成天和文物贩子打交道，搞得比猴子还精。我还心存侥幸，以为万一碰上个真的呢。看来，是老农自己在砖窑烧出来的，专门唬我这样的外行。”说完，他把那块陶片随手丢进了抽屉里，说：“留个纪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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